關於張愛玲的兩篇文章

我是從上篇那個網站裡Ａ過來的...^^ 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以下是兩篇關於張愛玲的剪報，取自中時開卷版： 張愛玲逝世10年後 徐淑卿（文字工作者） 　(20050815) 當張愛玲的骨灰灑向大海之後，時代的列車依然往前開，但是我們的世界並不因為她的離去而將她遺忘，反而對著她留下的空蕩蕩的位子，憑添更多想像、評論與挖掘的空間。雖然已經去世10年，但是張愛玲依然在我們身邊圍繞，當然更有一些人始終必須和張愛玲的鬼魂搏鬥，這些人就是被歸類為「張派」的作家們。 據說，率先提出「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」一說的是香港學者劉紹銘，但多年來始終在整理「張派」系譜而蔚然可觀的，卻是哈佛講座教授王德威。王德威十幾年前即寫了一篇短文〈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〉，張愛玲去世時他在《中國時報開卷版》發表〈落地的麥子不死〉，而後又發展成一篇更為完整的論文〈從「海派」到「張派」──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〉，為曾受張愛玲影響或與之氣息相近的作家們，描繪出一個輪廓。這種歸納整理的功夫與識見，對文學研究而言當然深具貢獻，但被點名的作家們可能就有不同感受。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，即曾安排一場「張愛玲與我…」的座談，作家朱天文、王安憶、蘇童、須蘭都在會中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現在也許可以在這個基礎之上，讓一些作家釐清她或他和張愛玲的關係。 白先勇-與張愛玲同拜曹雪芹師門 今年作家白先勇在接受「人民網文化論壇」提問時，曾經談到他與張愛玲的文學關連。他認為，自己小說的基本理念和張愛玲不同，但寫的人物可能和她有相似之處，因為他們同出一個師門，拜的是同一個老師：曹雪芹。白先勇的回答提醒了我們：所謂的影響、類似，是一個過於簡略的說法，影響的來源可能盤根錯節，遠非一語可以道盡。 朱天心-終究會從張腔中走出來 作家朱天心認為「張派」的歸類也沒錯，因為有些作家的文字的確有「張味」，不過在解釋上卻不見得是對的。朱天心認為，文藝青年接受文學啟蒙時，可能不過十幾、二十歲，他們有才華有熱情，唯一欠缺的就是人生閱歷，因此對朱天心而言，張愛玲的影響未必是在文字，而是那種看盡人世滄桑的世故與腔調。她說，現在回頭來看，張愛玲在創作的高峰時也不過二十來歲，可是讀她作品時，卻有《紅樓夢》後幾回寶玉在雪中一拜的感覺，有一種遺老的世故。後來張愛玲的作品不再吸引她也是同樣的理由，張愛玲的文字還是很好很經典，但隨著自己的成長，可以看出張愛玲的腔調和姿態，很多是自己亂想，然後用才氣掩蓋過去的，等過了和張愛玲類似的創作年紀，勢必會走出來。 林俊穎-每個作者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家林俊穎認為，對於認真把寫作當成一件事情的人來說，被歸於某派或某傳人是很無奈的，因為「創作必須是自己的東西才有意義」。他說，張愛玲在形式上很容易學，文字上以寫實主義為基礎，加上作者強勢主導的方法，剛開始寫作的人很容易被她迷惑。可是，每個作者有自己的人生經歷、道路、思想、信仰等內在的東西，人總是不斷的變化，而這就不是誰的影響所能籠罩的。 現在看張愛玲，林俊穎認為她確實是一個天才，在25歲之前可以寫出那些作品是很讓人敬佩的。不過他也說，現在是出版全球化的時代，大家眼界大開，小說技巧的操練也到了新的高度，所以他已經不會認為張愛玲是那麼數一數二的作家了。 施叔青-踩過張愛玲香港的足跡 直到現在，作家施叔青依然認為張愛玲的作品是現代作家超越不了的。她坦白說，自己一直很怕張愛玲，所以多年來把她的作品藏起來不敢看。不過施叔青也澄清了一些她受張愛玲影響的說法。比如有學者認為她寫【香港三部曲】是「踩著張愛玲的腳印」，她解釋說，她的確寫過一篇文章說自己踩著張愛玲的腳印，不過那是個大誤會，她指的是自己在香港的居處，正好在香港大學附近，周圍是張愛玲曾經走過的地方，所以才有「踩著張愛玲的腳印」的感觸。她也認為，自己早期作品所呈現的鬼話世界與其說是受張愛玲的影響，還不如說是不謀而合，因為這應該是受鹿港的影響。 施叔青認為，她與張愛玲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人生的態度。張愛玲的人生可能是「蒼涼的手勢」或「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」，但她自己不是這樣的。因此【香港三部曲】裡的黃得雲，如果是張愛玲來處理的話，可能會安排她被英國情人拋棄後，又重回妓女生涯，但她筆下的黃得雲卻選擇成為當鋪老奶奶的伴讀。施叔青特別解釋說，她並不是撇清她和張愛玲的關係，就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張愛玲寫人性的共通之處還是非常偉大的。 朱天文-曾經努力擺脫張愛玲的陰影 作家朱天文在 2000年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中，即提出「叛逃張愛玲」一詞。她說，在公共場所常可看見掛著「施工中」、「清潔中」之類的牌子，她自己也想舉一個牌子，上面寫著「叛逃中」。朱天文說，有些學者提出「影響的焦慮」，意指作家寫出成績後會非常想擺脫早期模仿或師承的前輩作家，她自己到二、三十歲左右，也非常想要擺脫張愛玲的陰影。她引用作家阿城的說法「被烏雲遮蔽的草長不壯」，另一位作家劉大任也說，台灣只有張愛玲傳統，而沒有魯迅傳統，不能不說是遺憾和不幸。對朱天文來說，她從小熟讀、受教的張愛玲、胡蘭成，既是烏雲和陰影，也是形成她這個主體的重要成分，她非常希望能不要這個主體，不管這個主體是胡是張，她都希望能像哪吒那樣「剔骨還父，剔肉還母」。 一直到《荒人手記》，朱天文終於覺得可以跟張愛玲說：「平了」。這不是說誰好誰壞，而是當時還不滿40歲的朱天文，寫出了和張愛玲有所不同的一朵花來，不管是張愛玲最顛峰的作品或傳世之作裡都沒有這一塊。而她對胡蘭成也可以說「悲願已了」，「可以結賬了」。不過寫的時候她並沒有意識到「叛逃」這件事情，而只是和自己搏鬥，希望能夠和自己過往所累積的、所學的不同，希望能夠「翻掉」自己的過去。 朱天文也坦率地說，「叛逃」其實是個謙遜的說法。因為叛逃的方 式是什麼？叛逃的姿態是什麼？能否叛逃成功或叛逃出什麼狀態？都還是未知數。 「歸類」對作家來說，有些人在意有些人無所謂。朱天心就說，自己倒沒有被歸類的焦慮或壓力，在她成長的過程中，甚至是一路走來一路偷學也一路丟，有時候還會遺憾自己偷學或受到影響的東西怎麼沒被發現？不過評論和創作有著本質的不同，評論家作研究時需要的是一張網，而這對創作者而言不一定有意義，甚至創作要求的就是寫出別人沒有的東西來，這或許也是被歸類為「張派」的作家，多少總是想走出網羅的原因吧？ 《張愛玲逝世10年後評論篇》 尋找張愛鈴 徐淑卿（文字工作者） 　(20050815) 但是中國學者陳子善前去一看，卻發現很多資料是錯的…。 過去這是只有左翼文人才會獲得的殊榮。 不久前上海靜安區政府在張愛玲以前居住的地方掛上「張愛玲故居」的牌子， 小說家朱天心曾以「只是一個手勢」，來形容張愛玲逝去的消息，因為在生命最後的20年，張愛玲是形同不在的。但這個手勢卻不是一個消失的標記，反而更像一個召喚的信號。1995年張愛玲去世之後，關於她個人與作品的評論大量湧現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指出，中國大陸曾就2003年的論文做過統計，發現被研究最多的現代文學作家，依序是魯迅、胡適、張愛玲。可見張愛玲雖然80年代才在中國大陸學者、作家圈子流傳，直到90年代才廣為人知，但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顯學了。 尤其別具意義的是，1952年離開上海後，僅曾以書寫《赤地之戀》遙想上海的張愛玲，終於要以另一種方式重返上海。繼1996年、2000年分別在台北、香港舉辦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之後，今年10月下旬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即將召開「張愛玲與上海：國族、城市、性別與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負責籌備此次會議的陳子善指出，以「張愛玲與上海」作為主題，是因為上海是張愛玲開始寫作、以及寫出最精彩作品的地方。陳子善進一步解釋說，在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所舉辦的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，就有學者指出，張愛玲已經成為一個「時尚的符號」。許多人對張愛玲有誤解或曲解，認為她的作品不外都市男女、情愛、家庭、婚姻等，陳子善認為張愛玲的確寫了很多這方面的題材，也寫得很有特色，但是對於張愛玲作品的研究還是可以有更多視野，這次在上海所舉辦的研討會，就特別希望關注張愛玲在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與文學之間，扮演了什麼角色。 研究領域不斷拓展中 根據陳子善的觀察，中國大陸對於張愛玲的研究，主要還是在於小說、散文藝術的成績上，也就是在文本研究上比較深入，和文化研究的結合才剛開始，不像台灣學者張小虹等人已經累積一些成果。除了張愛玲的作品外，大陸學術界的研究也延伸到張愛玲喜愛的古典文學如《紅樓夢》、《海上花》乃至於方言等，可以說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中。 其實這次「張愛玲與上海」研討會的部分主軸，如性別、城市等，早在1996年台北所舉辦的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」中就已是海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。或者可以這麼說，僅以中文世界可以看到的資料，從 1973年水晶《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》（大地）、1990年鄭樹森編選的《張愛玲的小說世界》（允晨）為分界點，到1995年周蕾在台灣出版的《婦女與中國現代性》（麥田），1999年由台北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結集的《閱讀張愛玲》（麥田），與2000年李歐梵《上海摩登》（牛津），關於張愛玲的研究至遲在90年代就已經超越作品本身，而與各種理論取向參差對照了。不過這不意味著「張愛玲與上海」研討會沒有超越以前的範圍，而更應當看待在這次研討會中提出哪些不同於台北、香港的觀照點，比如標舉張愛玲與「中國現代性」的關連，就是反映了大陸學界目前非常關心的課題。 不過相對中文世界對張愛玲研究的方興未艾，張愛玲在西方世界是否同樣受到關注則是值得觀察的。 在西方世界是否同樣受關注？ 今年將《流言》翻譯成英文（Written on Water，哥倫比亞大學）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安道（Andrew F. Jones）認為，夏志清在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領域裡，對於提升張愛玲的文學地位，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，可惜的是，張愛玲在這個圈子之外，對多數人來說還是默默無聞的。不過即使如此，英語世界的學者還是有相當多關於張愛玲的研究成果，比較廣為人知的是李歐梵對張愛玲的才華與魅力毫不保留的推崇，並且將她定義成一位現代主義的作家。另外，還有一些學者以時興的學術潮流與理論研究張愛玲，比如和他合譯《流言》的Nicole Huang，就從女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角度，討論當時出版世界的脈絡，以及張愛玲如何在戰時艱困的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名聲。其他的研究還包括從影視以及離散的後殖民角色看待張愛玲，而這就距離她作品的文本分析較為遙遠了。 安道也指出，他將《流言》翻譯成英文，就是希望改變張愛玲僅被中國研究者知曉的現狀，而為更多英語世界的讀者接受。因此他非常樂於看到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讀者，能夠發現張愛玲作品新穎迷人之處，在一些刊物上，他甚至將張愛玲比擬為班雅明與蘇珊．桑塔，認為她是一位老於世故的知識分子。 張愛玲研究還需進一步努力 相對於張愛玲研究的豐富多彩，陳子善認為，張愛玲史料的出土則出現一種「反差」。舉例來說，不久前上海靜安區政府在張愛玲以前居住的地方掛上「張愛玲故居」的牌子，過去這是只有左翼文人才會獲得的殊榮。但是陳子善前去一看，卻發現很多資料是錯的，包括張愛玲1920年出生，被誤寫為1921年；1952年赴港被寫成赴美等。陳子善認為故居的牌子有紀念碑的意義，寫錯是很不應該的。同樣關於張愛玲史料的缺乏還反映在兩件事情上。陳子善指出，任何重要的作家一定有年譜，但是張愛玲至今還沒有完整的年譜，另外大陸關於張愛玲的傳記雖有一些，但多是描述與感想，而不是建立在發現更多事實性的東西，因此內容大同小異，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。陳子善認為，蒐尋張愛玲的史料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，甚至可能找到張愛玲未被發現的佚文。 陳子善謙虛的認為，台灣在尋找張愛玲史料上做得更好，尤其《印刻》雜誌發表了一些張愛玲的家書、英文自白等等。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周芬伶也指出，上個世紀至今，對於張愛玲了解較多的是她和胡蘭成以及和賴雅的婚姻，但是從1967年賴雅去世至1995年為止，張愛玲這段時間做了些什麼，幾乎沒有一手資料，因此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展，像張愛玲母親與炎櫻這邊，應該還有一些線索。周芬伶說，就像過去認為胡蘭成幾乎沒有什麼可挖掘的了，但是找到他的姪女青芸之後又有新的進展，她認為如果可以找到關鍵人物，對於張愛玲的研究還是可以有所突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