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愛玲的出土作品－－鬱金香

緣起： 

近來【聯合報】刊載了張愛玲與胡蘭成分手後，在一個小報上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【鬱金香】，感謝網友晴陽將原文及評論寄來，使我雖然身在國外，也能在最短時間內就看到這篇小說的原貌。

故事大綱：

小說內容講述丫環金香的感情世界。 

張愛玲給了男女主角一個尷尬的身份： 女主角金香是這戶人家已故太太的陪嫁丫環，主人已經去世，新太太來了，看著她，就彷彿看到前任女主人的影子，自是心裡不痛快。任憑她再機伶，也難討新主人的歡心。
男主角寶初是新太太的母親領養來的弟弟，雖是一起長大的，畢竟與親弟弟寶餘還隔了一層。 

佟振保的四款女人

佟振保生命中的女人，正是男人與女人相處模式的寫照：
妓女：只有性
玫瑰：只有愛
王嬌蕊：有性有愛
孟煙鸝：沒有性沒有愛

三面亞當--佟振保

在收集張愛玲遺稿的《沉香》裡，看到張愛玲為自己筆下人物所畫的插畫。在這些畫裡，彷彿看到張愛玲如何細細為這些人物佈署了他們的故事，並賦予讀者想像外的另一風情。

借著這些圖片，順道說說故事吧。

先來說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:

  「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，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，一個是他的紅玫瑰。一個是聖潔的妻，一個是熱烈的情婦——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。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，至少兩個。娶了紅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還是「床前明月光」；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，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。......」 

【紅玫瑰與白玫瑰】因為上面這段文字而成為經典，男主角佟振保也因而成為張愛玲小說裡，與【傾城之戀】的范柳原，同為重量級的男性人物。

張愛玲最後的居所

有在美國的張迷，特地去尋訪她最後的居所，但只提供了衛星圖， 我手邊剛好有司馬新先生提供的照片，一併附上。 　

關於張愛玲的兩篇文章

我是從上篇那個網站裡Ａ過來的...^^ 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以下是兩篇關於張愛玲的剪報，取自中時開卷版： 張愛玲逝世10年後 徐淑卿（文字工作者） 　(20050815) 當張愛玲的骨灰灑向大海之後，時代的列車依然往前開，但是我們的世界並不因為她的離去而將她遺忘，反而對著她留下的空蕩蕩的位子，憑添更多想像、評論與挖掘的空間。雖然已經去世10年，但是張愛玲依然在我們身邊圍繞，當然更有一些人始終必須和張愛玲的鬼魂搏鬥，這些人就是被歸類為「張派」的作家們。 據說，率先提出「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」一說的是香港學者劉紹銘，但多年來始終在整理「張派」系譜而蔚然可觀的，卻是哈佛講座教授王德威。王德威十幾年前即寫了一篇短文〈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〉，張愛玲去世時他在《中國時報開卷版》發表〈落地的麥子不死〉，而後又發展成一篇更為完整的論文〈從「海派」到「張派」──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〉，為曾受張愛玲影響或與之氣息相近的作家們，描繪出一個輪廓。這種歸納整理的功夫與識見，對文學研究而言當然深具貢獻，但被點名的作家們可能就有不同感受。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，即曾安排一場「張愛玲與我…」的座談，作家朱天文、王安憶、蘇童、須蘭都在會中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現在也許可以在這個基礎之上，讓一些作家釐清她或他和張愛玲的關係。 白先勇-與張愛玲同拜曹雪芹師門 今年作家白先勇在接受「人民網文化論壇」提問時，曾經談到他與張愛玲的文學關連。他認為，自己小說的基本理念和張愛玲不同，但寫的人物可能和她有相似之處，因為他們同出一個師門，拜的是同一個老師：曹雪芹。白先勇的回答提醒了我們：所謂的影響、類似，是一個過於簡略的說法，影響的來源可能盤根錯節，遠非一語可以道盡。 朱天心-終究會從張腔中走出來 作家朱天心認為「張派」的歸類也沒錯，因為有些作家的文字的確有「張味」，不過在解釋上卻不見得是對的。朱天心認為，文藝青年接受文學啟蒙時，可能不過十幾、二十歲，他們有才華有熱情，唯一欠缺的就是人生閱歷，因此對朱天心而言，張愛玲的影響未必是在文字，而是那種看盡人世滄桑的世故與腔調。她說，現在回頭來看，張愛玲在創作的高峰時也不過二十來歲，可是讀她作品時，卻有《紅樓夢》後幾回寶玉在雪中一拜的感覺，有一種遺老的世故。後來張愛玲的作品不再吸引她也是同樣的理由，張愛玲的文字還是很好很經典，但隨著自己的成長，可以看出張愛玲的腔調和姿態，很多是自己亂想，然後用才氣掩蓋過去的，等過了和張愛玲類似的創作年紀，勢必會走出來。 林俊穎-每個作者有自己的人生道路 作家林俊穎認為，對於認真把寫作當成一件事情的人來說，被歸於某派或某傳人是很無奈的，因為「創作必須是自己的東西才有意義」。他說，張愛玲在形式上很容易學，文字上以寫實主義為基礎，加上作者強勢主導的方法，剛開始寫作的人很容易被她迷惑。可是，每個作者有自己的人生經歷、道路、思想、信仰等內在的東西，人總是不斷的變化，而這就不是誰的影響所能籠罩的。 現在看張愛玲，林俊穎認為她確實是一個天才，在25歲之前可以寫出那些作品是很讓人敬佩的。不過他也說，現在是出版全球化的時代，大家眼界大開，小說技巧的操練也到了新的高度，所以他已經不會認為張愛玲是那麼數一數二的作家了。 施叔青-踩過張愛玲香港的足跡 直到現在，作家施叔青依然認為張愛玲的作品是現代作家超越不了的。她坦白說，自己一直很怕張愛玲，所以多年來把她的作品藏起來不敢看。不過施叔青也澄清了一些她受張愛玲影響的說法。比如有學者認為她寫【香港三部曲】是「踩著張愛玲的腳印」，她解釋說，她的確寫過一篇文章說自己踩著張愛玲的腳印，不過那是個大誤會，她指的是自己在香港的居處，正好在香港大學附近，周圍是張愛玲曾經走過的地方，所以才有「踩著張愛玲的腳印」的感觸。她也認為，自己早期作品所呈現的鬼話世界與其說是受張愛玲的影響，還不如說是不謀而合，因為這應該是受鹿港的影響。 施叔青認為，她與張愛玲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人生的態度。張愛玲的人生可能是「蒼涼的手勢」或「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」，但她自己不是這樣的。因此【香港三部曲】裡的黃得雲，如果是張愛玲來處理的話，可能會安排她被英國情人拋棄後，又重回妓女生涯，但她筆下的黃得雲卻選擇成為當鋪老奶奶的伴讀。施叔青特別解釋說，她並不是撇清她和張愛玲的關係，就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張愛玲寫人性的共通之處還是非常偉大的。 朱天文-曾經努力擺脫張愛玲的陰影 作家朱天文在 2000年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中，即提出「叛逃張愛玲」一詞。她說，在公共場所常可看見掛著「施工中」、「清潔中」之類的牌子，她自己也想舉一個牌子，上面寫著「叛逃中」。朱天文說，有些學者提出「影響的焦慮」，意指作家寫出成績後會非常想擺脫早期模仿或師承的前輩作家，她自己到二、三十歲左右，也非常想要擺脫張愛玲的陰影。她引用作家阿城的說法「被烏雲遮蔽的草長不壯」，另一位作家劉大任也說，台灣只有張愛玲傳統，而沒有魯迅傳統，不能不說是遺憾和不幸。對朱天文來說，她從小熟讀、受教的張愛玲、胡蘭成，既是烏雲和陰影，也是形成她這個主體的重要成分，她非常希望能不要這個主體，不管這個主體是胡是張，她都希望能像哪吒那樣「剔骨還父，剔肉還母」。 一直到《荒人手記》，朱天文終於覺得可以跟張愛玲說：「平了」。這不是說誰好誰壞，而是當時還不滿40歲的朱天文，寫出了和張愛玲有所不同的一朵花來，不管是張愛玲最顛峰的作品或傳世之作裡都沒有這一塊。而她對胡蘭成也可以說「悲願已了」，「可以結賬了」。不過寫的時候她並沒有意識到「叛逃」這件事情，而只是和自己搏鬥，希望能夠和自己過往所累積的、所學的不同，希望能夠「翻掉」自己的過去。 朱天文也坦率地說，「叛逃」其實是個謙遜的說法。因為叛逃的方 式是什麼？叛逃的姿態是什麼？能否叛逃成功或叛逃出什麼狀態？都還是未知數。 「歸類」對作家來說，有些人在意有些人無所謂。朱天心就說，自己倒沒有被歸類的焦慮或壓力，在她成長的過程中，甚至是一路走來一路偷學也一路丟，有時候還會遺憾自己偷學或受到影響的東西怎麼沒被發現？不過評論和創作有著本質的不同，評論家作研究時需要的是一張網，而這對創作者而言不一定有意義，甚至創作要求的就是寫出別人沒有的東西來，這或許也是被歸類為「張派」的作家，多少總是想走出網羅的原因吧？ 《張愛玲逝世10年後評論篇》 尋找張愛鈴 徐淑卿（文字工作者） 　(20050815) 但是中國學者陳子善前去一看，卻發現很多資料是錯的…。 過去這是只有左翼文人才會獲得的殊榮。 不久前上海靜安區政府在張愛玲以前居住的地方掛上「張愛玲故居」的牌子， 小說家朱天心曾以「只是一個手勢」，來形容張愛玲逝去的消息，因為在生命最後的20年，張愛玲是形同不在的。但這個手勢卻不是一個消失的標記，反而更像一個召喚的信號。1995年張愛玲去世之後，關於她個人與作品的評論大量湧現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指出，中國大陸曾就2003年的論文做過統計，發現被研究最多的現代文學作家，依序是魯迅、胡適、張愛玲。可見張愛玲雖然80年代才在中國大陸學者、作家圈子流傳，直到90年代才廣為人知，但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顯學了。 尤其別具意義的是，1952年離開上海後，僅曾以書寫《赤地之戀》遙想上海的張愛玲，終於要以另一種方式重返上海。繼1996年、2000年分別在台北、香港舉辦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之後，今年10月下旬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即將召開「張愛玲與上海：國族、城市、性別與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負責籌備此次會議的陳子善指出，以「張愛玲與上海」作為主題，是因為上海是張愛玲開始寫作、以及寫出最精彩作品的地方。陳子善進一步解釋說，在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所舉辦的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，就有學者指出，張愛玲已經成為一個「時尚的符號」。許多人對張愛玲有誤解或曲解，認為她的作品不外都市男女、情愛、家庭、婚姻等，陳子善認為張愛玲的確寫了很多這方面的題材，也寫得很有特色，但是對於張愛玲作品的研究還是可以有更多視野，這次在上海所舉辦的研討會，就特別希望關注張愛玲在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與文學之間，扮演了什麼角色。 研究領域不斷拓展中 根據陳子善的觀察，中國大陸對於張愛玲的研究，主要還是在於小說、散文藝術的成績上，也就是在文本研究上比較深入，和文化研究的結合才剛開始，不像台灣學者張小虹等人已經累積一些成果。除了張愛玲的作品外，大陸學術界的研究也延伸到張愛玲喜愛的古典文學如《紅樓夢》、《海上花》乃至於方言等，可以說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展中。 其實這次「張愛玲與上海」研討會的部分主軸，如性別、城市等，早在1996年台北所舉辦的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」中就已是海內外學者關注的焦點。或者可以這麼說，僅以中文世界可以看到的資料，從 1973年水晶《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》（大地）、1990年鄭樹森編選的《張愛玲的小說世界》（允晨）為分界點，到1995年周蕾在台灣出版的《婦女與中國現代性》（麥田），1999年由台北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結集的《閱讀張愛玲》（麥田），與2000年李歐梵《上海摩登》（牛津），關於張愛玲的研究至遲在90年代就已經超越作品本身，而與各種理論取向參差對照了。不過這不意味著「張愛玲與上海」研討會沒有超越以前的範圍，而更應當看待在這次研討會中提出哪些不同於台北、香港的觀照點，比如標舉張愛玲與「中國現代性」的關連，就是反映了大陸學界目前非常關心的課題。 不過相對中文世界對張愛玲研究的方興未艾，張愛玲在西方世界是否同樣受到關注則是值得觀察的。 在西方世界是否同樣受關注？ 今年將《流言》翻譯成英文（Written on Water，哥倫比亞大學）的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安道（Andrew F. Jones）認為，夏志清在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領域裡，對於提升張愛玲的文學地位，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，可惜的是，張愛玲在這個圈子之外，對多數人來說還是默默無聞的。不過即使如此，英語世界的學者還是有相當多關於張愛玲的研究成果，比較廣為人知的是李歐梵對張愛玲的才華與魅力毫不保留的推崇，並且將她定義成一位現代主義的作家。另外，還有一些學者以時興的學術潮流與理論研究張愛玲，比如和他合譯《流言》的Nicole Huang，就從女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角度，討論當時出版世界的脈絡，以及張愛玲如何在戰時艱困的上海建立起自己的名聲。其他的研究還包括從影視以及離散的後殖民角色看待張愛玲，而這就距離她作品的文本分析較為遙遠了。 安道也指出，他將《流言》翻譯成英文，就是希望改變張愛玲僅被中國研究者知曉的現狀，而為更多英語世界的讀者接受。因此他非常樂於看到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讀者，能夠發現張愛玲作品新穎迷人之處，在一些刊物上，他甚至將張愛玲比擬為班雅明與蘇珊．桑塔，認為她是一位老於世故的知識分子。 張愛玲研究還需進一步努力 相對於張愛玲研究的豐富多彩，陳子善認為，張愛玲史料的出土則出現一種「反差」。舉例來說，不久前上海靜安區政府在張愛玲以前居住的地方掛上「張愛玲故居」的牌子，過去這是只有左翼文人才會獲得的殊榮。但是陳子善前去一看，卻發現很多資料是錯的，包括張愛玲1920年出生，被誤寫為1921年；1952年赴港被寫成赴美等。陳子善認為故居的牌子有紀念碑的意義，寫錯是很不應該的。同樣關於張愛玲史料的缺乏還反映在兩件事情上。陳子善指出，任何重要的作家一定有年譜，但是張愛玲至今還沒有完整的年譜，另外大陸關於張愛玲的傳記雖有一些，但多是描述與感想，而不是建立在發現更多事實性的東西，因此內容大同小異，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。陳子善認為，蒐尋張愛玲的史料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，甚至可能找到張愛玲未被發現的佚文。 陳子善謙虛的認為，台灣在尋找張愛玲史料上做得更好，尤其《印刻》雜誌發表了一些張愛玲的家書、英文自白等等。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周芬伶也指出，上個世紀至今，對於張愛玲了解較多的是她和胡蘭成以及和賴雅的婚姻，但是從1967年賴雅去世至1995年為止，張愛玲這段時間做了些什麼，幾乎沒有一手資料，因此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展，像張愛玲母親與炎櫻這邊，應該還有一些線索。周芬伶說，就像過去認為胡蘭成幾乎沒有什麼可挖掘的了，但是找到他的姪女青芸之後又有新的進展，她認為如果可以找到關鍵人物，對於張愛玲的研究還是可以有所突破的。

關於張愛玲的垃圾

我與張愛玲的垃圾--季季

季季小姐在她的部落格發表了一篇當年某作家翻張愛玲垃圾，拿著那堆垃圾急欲求名的真實過程。

有讀者為那位作家辯解，認為那是一位新進作家不小心犯的錯，不應在多年以後被提出來。 我個人是不贊同這樣的辯解。年齡不是一個人犯錯的藉口，人格的成熟度不是建立在年紀大小，而是建立在生命器量上。

傳奇

卡爾維諾曾經說過，所謂文學經典，乃是那種你不會說“我看過”的作品，而是會說“我又看了”的著作。 張愛玲的書，就是這種內涵多到難以窮竭的經典。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讀它，都不會讓你失望。 這是一位謎一樣的作家，既善于將生活藝術化，又滿懷著近乎浪漫的悲劇情感，她是名門之後，但她以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者而自豪；她既悲天憫人，但時時刻刻又能洞見芸芸?生之可憐可笑……只有她才能同時享受萬?矚目的喧鬧和形單影只的落寞。這本身，就足以成就一段悲壯的傳奇…… 張愛玲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傑出作家，而不是作為一個怪人、異人而存在的。也許她將不僅僅屬于現代文學史。遙想幾十年、幾百年後，她會像她欣賞的李清照一樣，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一個穩定的位置也說不定，而我們知道，那時候今天?我們所熟知的許多現代作家肯定都將被忽略不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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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「中國戲劇出版社」為張愛玲出的全集中的一段文字，雖然我不知道張愛玲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偉大，或說，真的能這麼偉大，但以一位作家而言，她在文壇所得到的尊重，放在生命的天秤上，這重量實在足矣。而這一切卻又都不是她去爭取或追求來的，所以就更加可貴。

這樣的男人--佟振保

「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，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，一個是他的紅玫瑰。一個是聖潔的妻，一個是熱烈的情婦——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。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，至少兩個。娶了紅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還是「床前明月光」；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，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。......」 

【紅玫瑰與白玫瑰】因為上面這段文字而成為經典，男主角佟振保也因而成為張愛玲小說裡，與【傾城之戀】的范柳原，同為重量級的男性人物。 

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，一心想為自己打造一個『對』的王國，放在口袋裡，隨處帶著走。 永遠踩著瀟灑自如的步伐，在自己的天地裡作王，對女人，無論有沒有感情，到了與理智相衝突時，永遠能用著鋼鐵般的意志力去裁決。


在妻子面前是天，在情人面前的熱情，他也不忘維護自己的江山。即便宿娼，他也有著自己理直氣壯的動機和理由。對朋友有義，對弟妹友恭，對父母盡孝，他周遭的人事物都不偏不倚地在他的規範裡進行著。因為他是個規律的人，所有人都要在他的遊戲規則裡。 


對於這樣的男人，張愛玲藉嬌蕊的話，給他一個註解：『女人見著了都想給他作媒，卻不會想要留給自己。』因為振保對「自己人」是無情且決絕的。　


有人用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學說來解釋佟振保的性格。
我個人是覺得用妓女、情人、妻子來印證本我、自我、超我似乎又太直接，太僵化。雖然它的確解釋了佟振保的人格；但，一個人一旦剝離成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不都在弗洛依德的範圍下嗎？

其實最想說的，就是佟振保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法蘭克很相像...都是不肯放過自己的人! 一生都以為有雙眼睛在盯著他...總是為那雙眼睛而活..

『我愛他！』

最近在看章詒和的《往事並不如煙》，看到她寫史良。 史良年輕時與羅隆基有一段情，羅風流又有才氣，史良因他移情而告分離。另嫁一位陸先生，陸先生對她十分體貼呵護。 文革時羅隆基被歸於大右派，史良寫給他的情書因而成為史良被鬥爭的工具。鬥爭中史良一直被按著頭，彎著腰，但當她被問及與大右派羅隆基有何關係時，她直起腰，抬著頭說：『我愛他！』 看到這一段不禁掩卷而嘆。 是不是每一個女人深處，都有一段愛情的悲痛？無論外表上她有怎樣的高姿勢？愛上一個人，儘管多年以後，儘管風流已成黃土，儘管愛已成空洞沒有意義的宣示，是不是在生命攸關處，：『我愛他！』三個字仍是最後的吐納？ 驀地想起張愛玲。 她終其一生未對胡蘭成相關事宜發表任何。如若她沒有離開中國，如若被鬥者是她，她是不是也會像史良一樣，在最後的一刻，無顧胡蘭成的下作及背棄，抬著頭向世人宣示：『我愛他！』？ 愛情的沒有道理，即便在偉大或天才的女性面前，依然霸氣十足地佔著它們的地位。

打抱不平

每次看到有人對張愛玲人身攻擊，總會惹動我的怒氣。可能這又會被設定成所謂的張迷，盲目崇拜。 實則不然。 好比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個好端諯坐在那兒的孩子，什麼也沒作，什麼也沒說，路上經過的人，卻因為好奇，走過去拍她一下頭，扯她一下帽子，或推她一把，踩她一腳；目的只是要讓人因為這孩子而注意到他，注意到他的惡作有多高明或多殘忍。 這怒氣與其說是出於維護張愛玲，倒不如說是出於打抱不平吧！

何事春風容不得

又看到有人罵張愛玲，說她的神秘是加工出來的矯飾。 罵完了，自己還得意洋洋地說：因為我不是個東西，所以能暢所欲言。 頗有市井無賴的味道 。　 張愛玲從來沒有為自己加工，她只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她認為舒適的位置，而那個位置正好是我們觸及不到的地方。如果有人認為她神秘，或高貴不凡，那是因為人們自己注意到她。 一個想要製造形像的人，無論在台灣或在美國，她都可以用手段達到目的。 罵的人說，張愛玲如果在台灣，也許會是另一個三毛，曹又方，胡茵夢。這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，暴露說者的粗糙與魯莽。把三毛，曹又方，胡茵夢放到美國，她們就會變成張愛玲了嗎？ 人與人之間真有所謂氣味相投這事。不喜歡一個人或一類型的人就全放在一個籃子裡，恨不得扔到海裡滅頂，丟在地上踩碎。 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的處世態度與自己不同，就任意論斷呢？ 妳喜歡吃蘋果，人家喜歡吃梨，有何不可？ 妳喜歡譁眾取寵，爭取掌聲，人家喜歡孤芳自賞，輕視掌聲，有何不可呢？ 如果把自己關閉起來是一種矯飾，那麼站在台上，叉著腰，昂著頭，指指點點的人，何嘗不是一種浮誇？ 批評張愛玲者眾，王安憶下面那篇文，實則也是一種批評。但那樣的批評讓讀者更認識張愛玲，也進一步了解她的作品。而現在很多人批評張愛玲，只讓讀者看到作者自己，看到他們的浮淺和躁進。 余秋雨的東坡突圍說的就是，小人為了留名而陷害蘇東坡。 每次看到有人很用力的在罵張愛玲時，我總是想到文字背後，是個什麼樣的動機？　　

張愛玲的影響

前些時，跟一位朋友討論到台灣女作家的文章，朋友對台灣女作家所描寫的女性世界過於扭曲而感到不耐。

我忘了告訴他，始作俑者，還是張愛玲。 

世俗的張愛玲--王安憶

世俗的張愛玲　王安憶/文 　　對於我們這些與張愛玲交臂而過的人，就只能從她留下的文章去認識她。在散文裡，她顯得清晰和直接一些，小說則要隱晦與曲折一些。而說到底，認識張愛玲，是為了認識她的小說，因為於我們來說，惟有小說，才是張愛玲的意義。所以，認識的結果就是，將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，然後再還給小說。 　　先看張愛玲的散文。我在其中看見的，是一個世俗的張愛玲。她對日常生活，並且是現時日常生活的細節，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。在《公寓生活記趣》裡，她說：「我喜歡聽市聲。」城市中，擠挨著的人和事，她都非常留意。開電梯的工人，在後天井生個小風爐燒東西吃；聽壁腳的僕人，將人家電話裡的對話譯成西文傳給小東家聽；誰家煨牛肉湯的氣味。這樣熱騰騰的人氣，是她喜歡的。 在另一篇散文《道路以目》裡，她寫的街景，也是人間冷暖的：煮南瓜的氣味與那種明亮的桔紅，給她「暖老溫貧」的感情；寒天早晨，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爐，嗆人得很，可是，「我喜歡在那個煙裡走過」；一個綠衣郵差騎車載了他的老母親，使她感動；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著一盞小紅燈--在我們的時代，已經看不見了。小時候，有人在車輪上系彩色的絨線，大約是一樣的意思--她認真地觀賞著，讚道：「流麗之極」。 在《談畫》中，她看塞尚的《抱著基督屍身的聖母像》，大感驚訝的是，聖母是最普通的婦人，清貧，論件計值地做點縫紉工作，灰了心，灰了頭髮」，並且注意到，聖母並不是抱著基督，而是，「背過身去正在忙著一些什麼，抱著基督的則是「另一個屠夫樣的壯大男子」。而基督呢?沒有使她聯想起世間的任何一個人，「他所有的只是圖案美」，於是，他就錯過了她的興趣。她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熟稔的，與她共時態，有貼膚之感的生活細節。這種細節裡有著結實的生計，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興致。 　　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興趣與蘇青不同。胡蘭成對寧波人蘇青的評價很對，他說寧波人過日子多是興興頭頭的，但是缺少回味，是真正入世的興致。張愛玲卻不是，她對現時生活的愛好是出於對人生的恐懼，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。 在《公寓生活記趣》裡，她饒有興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，忽然總結了一句：「長的是磨難，短的是人生。」於是，這短促的人生，不如將它安在短視的快樂裡，掐頭去尾，因頭尾兩段是與「長的磨難」接在一起的。只看著鼻子底下的一點享受，做人才有了信心。 以此來看，張愛玲在領略虛無的人生的同時，她又是富於感官，享樂主義的，這便解救了她。 《道路以目》裡，她寫她上街買菜，遇到封鎖，只得停留在封鎖線以外的街道上。有一個女傭想衝過防線，叫道：「不早了呀!放我回去燒飯吧!」然後，「眾人全都哈哈笑了」。這是合乎張愛玲人生觀的地方，大難臨頭，回家燒飯的鐘點卻一絲不苟。 在那無意識的女傭，是一種積極，但在張愛玲，卻是消極。因她是要比女傭瞭解「封鎖」的含義，瞭解這個時世裡的災難。她卻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，能夠就事論事地面對現實。她並不去追究事實的具體原因，只是籠統地以為，人生終是一場不幸，沒有理由地一徑走著下坡路，個人是無所作為的。 像她在《更衣記》的末尾寫的，一個小孩子，在收了攤的小菜場，滿地的垃圾裡面，騎了自行車，撒開把手，很靈活地掠過了。於是，她寫道：「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？」就是在這輕盈地一掠之中，有了小小的冒險，終卻是安全的，便小小地得意著。就是這麼一點彫蟲小技的手腕。張愛玲喜歡歸喜歡，其實又是不相信它們的意義的，否則，她就是寧波人蘇青了。否則，她就不會如此貪饞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觸可感。她在千古之遙，屍骨無存的長生殿裡，都要找尋出人間的觸手可及的溫涼。 在《我看蘇青》裡，寫楊貴妃和唐明皇鬧氣，逐回娘家，「簡直是『本埠新聞』裡的故事」。她不喜歡小提琴，因為太抽像，而胡琴的聲音卻貼實得多，「遠兜遠轉，依然回到人間」。 　　這是散文中，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張愛玲，在小說裡，張愛玲就隱到了幕後。大約僅有一次，沒藏好，顯現出了真身。是在《傾城之戀》裡，白流蘇剛到香港，與范柳原的關係處於膠著，暗底裡使著勁。他們在淺水灣飯店分住兩個客房，晚上范柳原將電話打進白流蘇的房內，向她念起《詩經》：「死生契闊，與子相悅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，底下還附有一大篇解釋。卻像張愛玲在說話，而不是范柳原。在張愛玲的小說裡，是少有如此自覺到人生的蒼茫，並且有詩情的人物，張愛玲從不曾將自己放進小說中，扮演一個角色。因連她本身都是虛無的，不適合作世俗的小說的材料和對象。 在她的小說裡扮演角色的，多是些俗世裡的人--市民。最具俗世的特徵的，怕就是上海了。香港也有一些，但比較誇張，更像是俗世的舞台，是戲劇化的俗世。《沉香屑第一爐香》與《沉香屑第二爐香》，這兩則故事就要奇異一些。而發生在上海的故事，則更具有俗世的情調。 　　《花凋》裡那家的女兒們，我以為是再真切不過的上海小姐。父親是個輕佻不盡責的人，大約是像《金鎖記》裡的三少爺，妻子卻不如三少奶的賢慧，無能且又無味。 我以為，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裡的白玫瑰，煙鸝，老了以後，就是她。 女兒們曉得誰也靠不上，只有靠自己，到社會上汲取養料，掙一份好生活。張愛玲寫道：「小姐們穿不起絲質的新式襯衫，布褂子又嫌累贅，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夾袍，幾個月之後，脫下來塞在箱子裡，第二年生了霉，另做新的。」摩登裡面粗陋的，潑辣的芯子，經得起折騰。 姊妹多，也成了一個小社會，互相傾軋著，有些弱肉強食的意思。像川嫦這樣老實，柔弱，帶幾分情致，命運就不濟了。她生的是癆病，這也有著些哀婉的情致，可這情致卻被病期的拖延，一點一點侵蝕掉了。學醫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結局，但算得上有耐心了，兩年後才另有了人。 然後，家裡連買藥的錢也計較起來，每日吃兩個蘋果成了家人的說嘴。最後，她想來個多情的了結，自殺，卻買不來安眠藥。她只得坐著黃包車兜一轉，吃一頓西餐，看一場電影。 這大約就是一個上海小姐閒暇中的全部樂趣，她要最後地享一享。這是相當感傷的一幕，可這感傷卻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蝕了。川嫦還又做了兩雙繡花鞋，一雙皮鞋，用一隻腳試了鞋，很長遠地說：「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，總可以穿兩三年。」三周之後，她方才謝世。這就是俗世裡的人了，死都逼在眼前了，這世界早已經放棄她了，她卻還愚頑地留意著一些小事，不自量力地掙一掙。 　　張愛玲小說裡的人，真是很俗氣的，傅雷曾批評其「惡俗」，並不言過。就像方才說的，她其實也是不相信這些俗事有著多大的救贖的意義，所以便帶了刻薄的譏誚。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觸可摸的俗事中藏身，於是，她的眼界就只能這樣的窄逼。《留情》裡，米先生，郭鳳，楊太太麻將桌上的一夥，可不是很無聊?《琉璃瓦》中的那一群小姐，也是無聊。《鴻鸞禧》呢，倘不是玉清告別閨閣的那一點急切與不甘交織起來的悵惘，通篇也儘是無聊的。 在這裡，反過來，是張愛玲的虛無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風，使這些無聊的人生有了一個蒼涼的大背景。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動，就有了接近悲劇的嚴肅性質。 比如，《金鎖記》裡的曹七巧，始終在作著她醜陋而強悍的爭取，手段是低下的，心底極其陰暗，所爭取的那一點目標亦是卑瑣的。當她的爭取日益陷於無望，她便對這個世界起了報復之心。 然而，她的世界是狹小的，僅只是她的親人。 於是，被她施加報復的，便是她的親人了。在她扼殺自己的希望的同時，也扼殺了她週遭的人的希望。 生活就這樣沉入黑暗，這黑暗是如此深入，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許感時傷懷的情緒，想到她抗爭的不果與不值：她要是選中了與她同一階層的粗作的男子，「往後日子久了，生了孩子，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。」可是，在張愛玲的筆下，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，連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經死去了。如曹七巧這般積極的人生，最終又留下什麼呢?逝者如斯，虛無覆蓋了所有的慾望。 而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愛好，為這蒼茫的人生觀作了具體，寫實，生動的註腳，這一聲哀歎便有了因果，有了頭尾，有了故事，有了人形。於是，在此，張愛玲的虛無與務實，互為關照，契合，援手，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說。 　　《傾城之戀》也是她最好的小說之一。白流蘇和范柳原這一對現時的男女，被命運擲骰子般地擲到了一起，做成了夫妻。這是張愛玲故事裡，少有的圓滿結局。 如文中所說：「到處都是傳奇，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。」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，湊巧了的，世界依然，甚至更加不可理喻。人生，還是蒼茫的。在此，張愛玲也為這蒼茫作了合情合理的註腳。 白流蘇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慾推動下，迂迴著，探試著，欲擒故縱著，卻不料世事大變，生存之計為上，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點慰藉，它給人一種盲目的安全感。 在這裡，張愛玲是與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，這故事還是包含她人生觀最全部的一個，這含有著對虛無的人生略作妥協的姿態，是貼合張愛玲的思想的。就因走得太近，露了真身，人物略有些跑題，就像前邊說過的，在月夜裡，范柳原的喟歎。多虧白流蘇說了句：「我不懂這些」，才將事情又拉回了情景。 　　就這樣，張愛玲的世俗氣是在那虛無的照耀之下，變得藝術了。她寫蘇青，寫到想與蘇青談「身世之感」，便想像蘇青的眼神是：「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!大概是藝術吧？」蘇青是不「藝術」的，她的世俗後面沒有背景。 在此，可見得，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之上，一頭是現時現刻中的具體可感，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。在此之間，其實還有著漫長的過程，就是現實的理想與爭取。而張愛玲就如那騎車在菜場髒地上的小孩，「放鬆了扶手，搖擺著，輕倩地掠過。」這一「掠過」，自然是輕鬆的了。 當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，便回縮到俗世之中，而終於放過了人生的更寬闊和深厚的蘊含。從俗世的細緻描繪，直接跳入一個蒼茫的結論，到底是簡單了。於是，很容易地，又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。 所以，我更加尊敬現實主義的魯迅，因他是從現實的步驟上，結結實實地走來，所以，他就有了走向虛無的立足點，也有了勇敢。就如那個「過客」，一直向前走，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，並不知道前邊是什麼。孩子說是鮮花，老人說是墳墓，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個明白，帶著孩子給他裹傷的布片，人世的好意，走向不知名的前面。 　　（本文系作者在香港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） 　　(2000年11月7日《文匯報》)

才女的愛情

因著張愛玲在愛情上的失敗，許多女作家或所謂的才女的愛情，一直被廣泛討論著。 無論男女，才華這二字，永遠都是被心儀與仰慕的字眼。一旦落實在人身上，它就成了頭頂的光環，熠熠生輝。只是心儀與仰慕，畢竟不是愛情。就如美女或俊男的外貌一樣，它吸引人的目光，卻吸引不了人的真心愛意。 以張愛玲百年難得一見的才氣，分得胡蘭成的愛情，並不若小護士或小寡婦來得多一些。小護士或小寡婦也許也受胡蘭成感情上的折磨，只是她們沒有因著名氣而被同情。在胡眼中，她們都只是女人。 若有人因著妳的光環而來，不要相信他的愛情。這是女作家們從張愛玲身上得到最深切的遺訓。

人間沒個安排處

台灣出版界近些年，總偶而會出些當代作家選輯，無論是小說或散文。 每回在出書選作者或文章時，張愛玲總會被提及，但最後都不在名單之中。 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是在台灣獲得肯定與最大迴響，並且也影響了不少台灣作家。張派張腔直到如今仍在台灣文壇傳承傳唱著。論到台灣作家，她似乎理當首推。 但仔細想想，她的作品裡沒有提到過台灣，連人也只來過台灣一次，短暫停留。 她不是台灣人，在血緣上已屬疏遠；沒住過台灣，沒有地緣上鄉親；人不親，土也不親，要把她放入台灣作家行列，實在牽強。 中國作家中，更不會把她放進去。她沒有經過鬥爭的苦痛，沒有經過文革的衝擊；沒有下過鄉，沒有勞過改；在生命基調中，她沒有中國當代作家文風裡的苦，所以她也被排除在外。 那麼海外作家，總稱得上了吧？對不起，她出國後就沒有作品了。晚年幾篇，也是應台灣出版界的要求，收錄早期作品。 就這樣，這位文學成就被推崇的民國女子，人間沒個安排處。 她的飄零，是時代性的，罪不在她。 王德威的說法最寬容，她屬於當代華人作家。我們沒法用地域性來界定她，因為她也超越了地域。

續集之自序

隨手翻翻張愛玲的"續集"，這書收錄了她離開中國後，在海外發表的一些文章。
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些，也經過人世的風霜，她變得幽默了。很可愛。 

有人冒她的名出了書，也有人未經她同意把她的舊作公然出版，她原來是不想理會的，但因為害到平常幫她出書的出版社權益，所以她不得不公開聲明。 她好可愛，她只說：富有幽默感如蕭伯納，大男子主義如海明威，如果也遇到她的情況，蕭伯納就不會那麼長壽，海明威的獵槍也會提前走火。這麼一句話，就把她心裡的氣給說完了。

燼餘錄（二）

"燼餘錄"發表於1944年，張愛玲24歲時。戰爭的發生，又遠在她更年輕的時候。（當然，年輕不能是藉口，批判她的人，可能會拿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例子來要求她。） 

文中她提到幾次"不相干"的字眼：
戰爭給她的印象，只留下一些不相干的事；
她希望歷史家或文學家，多說些"不相干"的事；
她覺人生的"生趣"，盡在這些"不相干"的事宜裡。 

當大時代大環境處於驚心動魄的動蕩時，小男小女的生生死死，愛愛戀戀變成一瞥即逝的影子，全無重量。但沒有重量，不等於它沒有發生。當大家都在歌誦?頭顱灑熱血的烈士時，誰在乎戰爭中受驚嚇的女學生？ 與戰爭"不相干"的人事物，仍在發生。 張愛玲只是選擇記錄這些"不相干"，這些小老百姓的生命"生趣"， 國仇家恨，讓歷史去說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