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/22/2005

世俗的張愛玲--王安憶

世俗的張愛玲 王安憶/文   對於我們這些與張愛玲交臂而過的人,就只能從她留下的文章去認識她。在散文裡,她顯得清晰和直接一些,小說則要隱晦與曲折一些。而說到底,認識張愛玲,是為了認識她的小說,因為於我們來說,惟有小說,才是張愛玲的意義。所以,認識的結果就是,將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,然後再還給小說。   先看張愛玲的散文。我在其中看見的,是一個世俗的張愛玲。她對日常生活,並且是現時日常生活的細節,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。在《公寓生活記趣》裡,她說:「我喜歡聽市聲。」城市中,擠挨著的人和事,她都非常留意。開電梯的工人,在後天井生個小風爐燒東西吃;聽壁腳的僕人,將人家電話裡的對話譯成西文傳給小東家聽;誰家煨牛肉湯的氣味。這樣熱騰騰的人氣,是她喜歡的。 在另一篇散文《道路以目》裡,她寫的街景,也是人間冷暖的:煮南瓜的氣味與那種明亮的桔紅,給她「暖老溫貧」的感情;寒天早晨,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爐,嗆人得很,可是,「我喜歡在那個煙裡走過」;一個綠衣郵差騎車載了他的老母親,使她感動;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著一盞小紅燈--在我們的時代,已經看不見了。小時候,有人在車輪上系彩色的絨線,大約是一樣的意思--她認真地觀賞著,讚道:「流麗之極」。 在《談畫》中,她看塞尚的《抱著基督屍身的聖母像》,大感驚訝的是,聖母是最普通的婦人,清貧,論件計值地做點縫紉工作,灰了心,灰了頭髮」,並且注意到,聖母並不是抱著基督,而是,「背過身去正在忙著一些什麼,抱著基督的則是「另一個屠夫樣的壯大男子」。而基督呢?沒有使她聯想起世間的任何一個人,「他所有的只是圖案美」,於是,他就錯過了她的興趣。她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熟稔的,與她共時態,有貼膚之感的生活細節。這種細節裡有著結實的生計,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興致。   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興趣與蘇青不同。胡蘭成對寧波人蘇青的評價很對,他說寧波人過日子多是興興頭頭的,但是缺少回味,是真正入世的興致。張愛玲卻不是,她對現時生活的愛好是出於對人生的恐懼,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。 在《公寓生活記趣》裡,她饒有興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,忽然總結了一句:「長的是磨難,短的是人生。」於是,這短促的人生,不如將它安在短視的快樂裡,掐頭去尾,因頭尾兩段是與「長的磨難」接在一起的。只看著鼻子底下的一點享受,做人才有了信心。 以此來看,張愛玲在領略虛無的人生的同時,她又是富於感官,享樂主義的,這便解救了她。 《道路以目》裡,她寫她上街買菜,遇到封鎖,只得停留在封鎖線以外的街道上。有一個女傭想衝過防線,叫道:「不早了呀!放我回去燒飯吧!」然後,「眾人全都哈哈笑了」。這是合乎張愛玲人生觀的地方,大難臨頭,回家燒飯的鐘點卻一絲不苟。 在那無意識的女傭,是一種積極,但在張愛玲,卻是消極。因她是要比女傭瞭解「封鎖」的含義,瞭解這個時世裡的災難。她卻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,能夠就事論事地面對現實。她並不去追究事實的具體原因,只是籠統地以為,人生終是一場不幸,沒有理由地一徑走著下坡路,個人是無所作為的。 像她在《更衣記》的末尾寫的,一個小孩子,在收了攤的小菜場,滿地的垃圾裡面,騎了自行車,撒開把手,很靈活地掠過了。於是,她寫道:「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?」就是在這輕盈地一掠之中,有了小小的冒險,終卻是安全的,便小小地得意著。就是這麼一點彫蟲小技的手腕。張愛玲喜歡歸喜歡,其實又是不相信它們的意義的,否則,她就是寧波人蘇青了。否則,她就不會如此貪饞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觸可感。她在千古之遙,屍骨無存的長生殿裡,都要找尋出人間的觸手可及的溫涼。 在《我看蘇青》裡,寫楊貴妃和唐明皇鬧氣,逐回娘家,「簡直是『本埠新聞』裡的故事」。她不喜歡小提琴,因為太抽像,而胡琴的聲音卻貼實得多,「遠兜遠轉,依然回到人間」。   這是散文中,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張愛玲,在小說裡,張愛玲就隱到了幕後。大約僅有一次,沒藏好,顯現出了真身。是在《傾城之戀》裡,白流蘇剛到香港,與范柳原的關係處於膠著,暗底裡使著勁。他們在淺水灣飯店分住兩個客房,晚上范柳原將電話打進白流蘇的房內,向她念起《詩經》:「死生契闊,與子相悅,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」,底下還附有一大篇解釋。卻像張愛玲在說話,而不是范柳原。在張愛玲的小說裡,是少有如此自覺到人生的蒼茫,並且有詩情的人物,張愛玲從不曾將自己放進小說中,扮演一個角色。因連她本身都是虛無的,不適合作世俗的小說的材料和對象。 在她的小說裡扮演角色的,多是些俗世裡的人--市民。最具俗世的特徵的,怕就是上海了。香港也有一些,但比較誇張,更像是俗世的舞台,是戲劇化的俗世。《沉香屑第一爐香》與《沉香屑第二爐香》,這兩則故事就要奇異一些。而發生在上海的故事,則更具有俗世的情調。   《花凋》裡那家的女兒們,我以為是再真切不過的上海小姐。父親是個輕佻不盡責的人,大約是像《金鎖記》裡的三少爺,妻子卻不如三少奶的賢慧,無能且又無味。 我以為,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裡的白玫瑰,煙鸝,老了以後,就是她。 女兒們曉得誰也靠不上,只有靠自己,到社會上汲取養料,掙一份好生活。張愛玲寫道:「小姐們穿不起絲質的新式襯衫,布褂子又嫌累贅,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夾袍,幾個月之後,脫下來塞在箱子裡,第二年生了霉,另做新的。」摩登裡面粗陋的,潑辣的芯子,經得起折騰。 姊妹多,也成了一個小社會,互相傾軋著,有些弱肉強食的意思。像川嫦這樣老實,柔弱,帶幾分情致,命運就不濟了。她生的是癆病,這也有著些哀婉的情致,可這情致卻被病期的拖延,一點一點侵蝕掉了。學醫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結局,但算得上有耐心了,兩年後才另有了人。 然後,家裡連買藥的錢也計較起來,每日吃兩個蘋果成了家人的說嘴。最後,她想來個多情的了結,自殺,卻買不來安眠藥。她只得坐著黃包車兜一轉,吃一頓西餐,看一場電影。 這大約就是一個上海小姐閒暇中的全部樂趣,她要最後地享一享。這是相當感傷的一幕,可這感傷卻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蝕了。川嫦還又做了兩雙繡花鞋,一雙皮鞋,用一隻腳試了鞋,很長遠地說:「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,總可以穿兩三年。」三周之後,她方才謝世。這就是俗世裡的人了,死都逼在眼前了,這世界早已經放棄她了,她卻還愚頑地留意著一些小事,不自量力地掙一掙。   張愛玲小說裡的人,真是很俗氣的,傅雷曾批評其「惡俗」,並不言過。就像方才說的,她其實也是不相信這些俗事有著多大的救贖的意義,所以便帶了刻薄的譏誚。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觸可摸的俗事中藏身,於是,她的眼界就只能這樣的窄逼。《留情》裡,米先生,郭鳳,楊太太麻將桌上的一夥,可不是很無聊?《琉璃瓦》中的那一群小姐,也是無聊。《鴻鸞禧》呢,倘不是玉清告別閨閣的那一點急切與不甘交織起來的悵惘,通篇也儘是無聊的。 在這裡,反過來,是張愛玲的虛無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風,使這些無聊的人生有了一個蒼涼的大背景。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動,就有了接近悲劇的嚴肅性質。 比如,《金鎖記》裡的曹七巧,始終在作著她醜陋而強悍的爭取,手段是低下的,心底極其陰暗,所爭取的那一點目標亦是卑瑣的。當她的爭取日益陷於無望,她便對這個世界起了報復之心。 然而,她的世界是狹小的,僅只是她的親人。 於是,被她施加報復的,便是她的親人了。在她扼殺自己的希望的同時,也扼殺了她週遭的人的希望。 生活就這樣沉入黑暗,這黑暗是如此深入,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許感時傷懷的情緒,想到她抗爭的不果與不值:她要是選中了與她同一階層的粗作的男子,「往後日子久了,生了孩子,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。」可是,在張愛玲的筆下,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,連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經死去了。如曹七巧這般積極的人生,最終又留下什麼呢?逝者如斯,虛無覆蓋了所有的慾望。 而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愛好,為這蒼茫的人生觀作了具體,寫實,生動的註腳,這一聲哀歎便有了因果,有了頭尾,有了故事,有了人形。於是,在此,張愛玲的虛無與務實,互為關照,契合,援手,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說。   《傾城之戀》也是她最好的小說之一。白流蘇和范柳原這一對現時的男女,被命運擲骰子般地擲到了一起,做成了夫妻。這是張愛玲故事裡,少有的圓滿結局。 如文中所說:「到處都是傳奇,可不見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。」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,湊巧了的,世界依然,甚至更加不可理喻。人生,還是蒼茫的。在此,張愛玲也為這蒼茫作了合情合理的註腳。 白流蘇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慾推動下,迂迴著,探試著,欲擒故縱著,卻不料世事大變,生存之計為上,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點慰藉,它給人一種盲目的安全感。 在這裡,張愛玲是與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,這故事還是包含她人生觀最全部的一個,這含有著對虛無的人生略作妥協的姿態,是貼合張愛玲的思想的。就因走得太近,露了真身,人物略有些跑題,就像前邊說過的,在月夜裡,范柳原的喟歎。多虧白流蘇說了句:「我不懂這些」,才將事情又拉回了情景。   就這樣,張愛玲的世俗氣是在那虛無的照耀之下,變得藝術了。她寫蘇青,寫到想與蘇青談「身世之感」,便想像蘇青的眼神是:「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!大概是藝術吧?」蘇青是不「藝術」的,她的世俗後面沒有背景。 在此,可見得,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之上,一頭是現時現刻中的具體可感,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。在此之間,其實還有著漫長的過程,就是現實的理想與爭取。而張愛玲就如那騎車在菜場髒地上的小孩,「放鬆了扶手,搖擺著,輕倩地掠過。」這一「掠過」,自然是輕鬆的了。 當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,便回縮到俗世之中,而終於放過了人生的更寬闊和深厚的蘊含。從俗世的細緻描繪,直接跳入一個蒼茫的結論,到底是簡單了。於是,很容易地,又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。 所以,我更加尊敬現實主義的魯迅,因他是從現實的步驟上,結結實實地走來,所以,他就有了走向虛無的立足點,也有了勇敢。就如那個「過客」,一直向前走,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,並不知道前邊是什麼。孩子說是鮮花,老人說是墳墓,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個明白,帶著孩子給他裹傷的布片,人世的好意,走向不知名的前面。   (本文系作者在香港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」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)   (2000年11月7日《文匯報》)